牛人不在

赵    牧

　　宋楚瑜到清华大学演讲，主持仪式的校长顾秉林出丑，接着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节目当嘉宾，继续出丑。


　　从这几年曝光的事件来看，说中国教育界瓦釜雷鸣、鼠辈横行，甚至说中国的教育从天下皆知的谎言——“义务教育”到“产业化”了的高等教育基本崩溃了也不算过分。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表述问题——就是教育的崩溃是近几年才发生的，还是一向如此。

　　还记得70年代末刚进高校第一堂写作课的情景，那堂课的内容是评点时任教育部长蒋南翔发在《人民日报》的长篇讲话。授课老教师要我们把文中的错别字、错误标点和文理孟浪不通处都找出来。

　　一堂课下来，那张报纸被涂得如同编辑部的一校样，整个一大花脸。蒋南翔若若知此事，是否会有把那大学教师给废了之心，他的秘书是否也要痛挨三百大板。

　　这两天有关清华校长、教授相继出丑的“爆笑”新闻BBS上奔走，其实这并非亘古未有的奇葩。若从“斯文扫地”来讲也不能说于今为烈，在奇迹特别多的中国，还有过大老粗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对真正学富五车的教授们耳提面命的历史，军阀都没这么干的勇气。

　　上面说的表述问题,就在于此。类似的表述问题相当多,比如前些年“道德滑坡”的说法大流行。

　　但“滑坡”的物理逻辑是什么？

　　“滑坡”的绝对前提是以前的道德水平必须很高，否则何来“坡”滑？既然要说“道德滑坡”，就得问问，从1949年算起，哪个阶段中国人的普遍道德水准为高？比如文革，那时都搞到父子相残，爹亲娘亲不如他老毛亲——基本人伦都被彻底破坏的地步；那时的人际关系都搞到“不整人的人就是好人”成为流行共识的程度，这种道德水准算不算高？所以，描述今天的社会道德水准，与其说“道德滑坡”，不如说整个社会道德的“改造或重建”(如果有的话)几乎没有成效还比较接近实际。

　　教育的情况也相似，中国的教育在文革中被老毛的“教育要革命”整成不毛之地，后来的“拨乱反正”在80年代初似乎有过几年好气象。可转眼间又面目全非了。

　　1989年，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有过一个判断：“最大的失败是教育”。

　　邓小平是有特指的。虽然有特指，但不碍其他人也做出同样判断。比如回首1978年以来的改革，教育界的情况的确惨不忍睹。“改革失败”这个表述的内在逻辑与“道德滑坡”的表述是不一样的。“改革”的前提必然是以前局面很糟糕，所以才有改的必要，而改的结果则不外乎是“成功”或“失败”。

　　由邓的判断引来的另一个判断是，自邓小平做出那个判断后又有16年了，那么这个“最大失败”的领域——中国教育界的状况究竟好些了，还是更糟了？

　　官方和民间对此问题的判断眼下大相径庭。比如当下的教育部部长周济就不承认中国的教育已经惨败；相反他还“自”认为取得了伟大成就（见”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0897）

　　部长大人认不认帐认是一回事，事实如何是另一回事。

　　在传播业如此发达的时代,部长大人不承认并不能掩盖他“治下”的校长、教授们频频出乖露丑，越来越难遮掩的事实。比如学历腐败的严重性，可以直接从中共组织部要全面打击伪学历的举措中得到印证；比如学术腐败（诸如剽贼横行），方舟子的新语丝贡献卓著，这里不多讲，有兴趣的去看看新语丝就行了。

　　这里我要专门说说与中国大学校长的群像有关的一件事。这一事件其实比清华校长、教授在宋楚瑜来访时出丑的事情更有解剖的价值。

　　1999年1月，广州多家媒体都刊登了一条内容为“40多所大学校长广州遇骗”的新闻。

　　消息不长，姑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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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语焉不详的艺术院校的学生被迫与教育高官跳舞丑闻之后，中国高校的BBS在上个月几乎悉数遭到严管。不过,这种作法恰如鲁迅说的，实属“捣鬼有效，但有限。”既然他们是一群有头有脸经常不得不走到前台,甚至乐于在前台出风头的人，现眼就是注定。就像港台电影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其实，与中国高校里的教授校长们在这二十多年中干的其他罪恶勾当——如北航敲诈考生，如厉以宁之流为权贵资本鸣锣开道，在本该是学术自由的堡垒里大搞信息封锁相比，他们在学问上的出丑算不得什么了。
　　中国的教育都把持在这些人的手里，不要谈什么成就，他们能幸免成为埋葬中国的未来的首恶就不错了。
　　2005/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