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国焘：《我的回忆》
单世联
叛徒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担任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工作，有罪恶也有功绩，其在革命史上的地位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与他长期共事的徐向前元帅对他的评价是：“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徐向前，1987：159）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1、国际、苏俄和中国
1921年初，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代表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奉命来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的会谈中，他特别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
在他看来，苏联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惟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张国焘，2004上：114）
当时除北京政府外，还有一个以广州为中心、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革命政府。192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指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1922年7月，越飞任苏俄政府驻华特使，“作为苏俄政府驻北京的代表，越飞积极贯彻苏俄政府的外交意图。要保证苏俄在远东国家的利益，首先必须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苏俄便决定利用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形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1922年4月以后，北京政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越飞转而促进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以建立新的中央政府，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也与吴进行了联系，而吴一度也对中共示好，以至于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一度蓬勃起来。但不到半年，吴佩孚表现出与原北京政府一样的立场。越飞不得不建议苏俄政府以孙中山为主要合作对象。
苏俄与北京政府（包括后来的吴佩孚）的建交谈判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是中国方面不愿在蒙古、中东路问题上让步，而苏俄也没有履行两次对华宣言中做出的承诺。越飞在华期间，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向苏俄政府建议在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作出让步，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以使苏俄的对华目标能够较易实现。越飞务实的、对中国相对友好的意见为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严辞拒绝。当孙中山答应了苏俄的条件后，他成为苏俄政府全力支持的对象。国共合作也就顺理成章。（黄修荣，2002）
从20年代到30年代，苏共党内斗争频仍，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带到中国的莫斯科指令也就前后矛盾。但总的规律是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共产国际越来越受苏联政府的外交部政策的制约；而苏联的对华政策，自始至终即具民族利已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它的所谓支持和援助，总是和干涉、控制、利用联系在一起。比如斯大林“通过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大都活了下来。”（杨奎松，2001：384）不能因此说斯大林仇恨共产党人，其残忍行径的理由只能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
斯大林对此并不讳言。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他就以对苏联的态度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的敌人阵营里去。”（斯大林，1954：47）意识形态要服从国家利益。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后，“联共（布）中央召开了一次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三二0事件在会上甚至都没有提到。会议仅对日英之间可能缔结的新的同盟感到恐慌，为了防止这种同盟对苏联的威胁，会议提议，在不损害苏联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同意‘南满暂时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李盛平： 1987年）
国际派出的代表对中共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马林、鲍罗庭之于陈秀；罗明兹那之于瞿秋白；罗伯特之于李立三，米夫之于王明等都有很大权威性。从1921年到1935年，国际政策和中共路线经历了由“右”而“左”的转换。1927年之前，国际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即确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立之情况也。”1926年，围绕着“山西会议派”、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三个事件上，国际都迫使中共对国民党作了大的让步。1927年7、8月间，斯大林连续发表文章和讲话，认为广州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到了武汉时期，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转到反革命的阵营；汪精卫叛变后，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由此认为中国革命已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把“苏维埃”制度引入中国。这就导致中共从极右迅速跳到极左，分别由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代表。
“左”“右”都有迹可寻。在“右”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在东方寻找朋友以打破外交孤立，谁强就联合谁。吴佩孚、陈炯明都曾经是苏联要求中共与之联合的对象，后来是孙中山。在“左”的时期，斯大林正在苏共内部进行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共也就因此越来越左。
然而，尽管国际的政策常常反映苏联的利益，但对中国革命的仍有许多正确指导。如“西安事变”发生后，政治局于12月13日上午立即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的主张，意在实现“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斗争目标，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认为应和平解决，党内的意见并不一致。争论之际，国际于13日来电表示和平解决的意向；16日季米特洛夫明确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国际的观点体现了苏联想争取国民党抵制日本以解除苏联后顾之忧的考虑，但和解方案对中共能够生存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再如夺取政权后的政府组成问题，毛泽东1947年11月曾致电斯大林：一旦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所有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会加强中国的革命势力。1948年4月，斯大林回电：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杨奎松，2001：60—61、263—265）在斯大林看来，中共的军事胜利，就其政策而言是民族革命的胜利，它的政府也只是民主的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所以要与其他党派联合。这种观点隐含着对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怀疑，但民主党派与党“风雨同舟”的传统因此确立。
2、男女
革命者有性别之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12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张国焘，2004上：128）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游。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万事开头难，但党的领导人之一却没有全身降地投身革命：周本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闹恋爱，女方的父亲找上门来。张介绍：“他的同志们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张国焘，2004上：145）张猜测，一方面由于周与那个富商家庭来往日益密切，另一方面不满意党内同志对其恋爱采取过分严峻的态度，终至于革命热情消失，最后成为汪伪政权的一员。
如果说在向往革命的同时还追求性的满足是陈、周后来转向的契机之一的话，那么，坚定的革命者也并不拒绝性。郑超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叫《恋爱与革命》，叙写革命者的恋爱形态。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刻板守旧的；时刻面临的失踪和牺牲，也使婚姻家庭难以稳定。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者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1925年1月的“四大”，选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五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即常委会）。时任彭述之秘书的郑超麟记得：“主席团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郑超麟，2004上：217）同志间的恋爱也要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这是因为恋爱可能发生在党的领导人之间。1926年初，中共中央在蔡和森寓所开会。
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经过一度沉默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节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张国焘，2004上：445）
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男女关系，当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情感纠葛就发生在两个常委之间。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革命者在这方面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向警予在处理个人感情上是光明磊落的。1926年，蔡、向夫妻关系在莫斯科破裂，蔡后来与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结婚，向警予192年回国，次年牺牲。据郑超麟说，彭述之后来与另一位领导人罗亦农的妻子陈碧兰交好。有一次罗向彭汇报工作，“彭述之躺在床上听他汇报，给他指示。陈碧兰睡在旁边，罗亦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失去妻子的罗亦农后与贺昌的妻子诸有伦恋爱。在郑超麟看来，这些都“不是个人私事，而是政治斗争，党内的政治斗争，罗亦农从此不能和彭述之合作，而贺昌也成为罗亦农的仇人。”（郑超麟，2004下：62—65）因此也应当成为革命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两性关系的政治化与庸俗化，是1966年5月14日，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不好的匿名信，林彪特意在中央会议上作证：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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